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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纸“放弃追究刑责”协议引发的诉讼

  • 时间:2016/8/12 15:49:57 来源: 作者: 点击:18482
  • 在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两家公司合作开发一个酒店房地产项目——世纪天伦宾馆,其中一方对宾馆项目财务审计后,就项目资金可能存在被侵占、挪用等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阶段,昔日的两个合作公司以及一方公司的董事长、共同开发的酒店公司,四方“当事人”就案件中涉及的问题签订“协议书”。然而,这一“协议书”并没有化解矛盾。

    在协议的履行阶段,两方当事人又将另两方告上法庭,请求法庭确认“协议书”无效。原告方认为,协议“基于对方压力、欺诈,在对该事实缺乏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签订;并且协议书中含有原告方转让股权被告方“放弃追究刑责”的条款,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侵犯社会公共利益。

    “协议书”性质、效力如何?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裁定。

    引发争议的“协议书”

    含有“放弃追究刑责”表述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青港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房地产项目——呼伦贝尔世纪天伦宾馆。中威公司和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世纪天伦宾馆公司后,董某曾任世纪天伦宾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协议书”开头的“鉴于”条款这样写道: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在与董某及董某控股的中威公司(董某为中威公司董事长)合作开发呼伦贝尔世纪天伦宾馆的过程中,经过财务审计发现大量资金被董某及其下属工作人员侵占、挪用,就此事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已经向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报案。

    “鉴于条款”还包括,董某认识到了其行为的错误性和严重性,愿意尽全力采取相关措施降低中青港联(北京)公司的损失,并征得中青港联(北京)公司的原谅和谅解。中青港联(北京)公司、世纪天伦宾馆公司同意董某在履行完毕本协议的相关义务后,到公安机关申请撤销该案件,并不再追究董某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在“协议书”保证条款中,也有类似表述。董某善意全面履行协议约定后,中青港联(北京)公司、世纪天伦宾馆公司放弃追究中威公司、董某及其他责任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权利。

    这份签订于2014年4月24日的“协议书”中称,四方协商一致,就董某及其下属工作人员侵占、挪用的款项归还一事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董某退还资金的金额和时间,世纪天伦宾馆公司的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

    2015年10月,协议书两方当事人——中威公司和董某,将签订协议书的另两方——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和世纪天伦宾馆公司,告上法庭。

    记者从庭审中了解到,“协议书”签订后,董某不再担任世纪天伦宾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威公司与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到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

    “协议书”的来由

    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对于“协议书”的来由,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给出了两种说法

    原告方在诉讼请求中提及,董某作为世纪天伦宾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从公司借款,经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委派监视、中青港联(北京)公司股东吕某同意,并按照财务制度履行了相关手续。

    原告方代理人称,2012年底,在中青港联(北京)公司整理世纪天伦宾馆公司的账目过程中,世纪天伦宾馆公司部分原始会计凭证被销毁,包括董某的“原始借据”,董某被骗在“新借据”上签字。

    原告代理人称,中青港联(北京)公司报案后,董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基于对方压力、欺诈,在对该事实缺乏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签署了显失公平的“协议书”。

    被告方代理人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答辩称,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在对世纪天伦宾馆财务审计中,发现董某伙同会计侵占、挪用资金共计达3000万元;中威公司利用中青港联(北京)投入的资金进行验资,属虚假出资。2013年的10月,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

    被告方答辩称,公安机关进行司法审计,结果是董某和会计侵占、挪用资金2900余万元。2014年2月,董某主动联系中青港联(北京)公司,双方在公安机关会议室进行商谈时签订了“协议书”。董某还表示认罪和忏悔,并请求谅解,并退还了世纪天伦宾馆公司500万元资金。

    法院审理后裁定

    和解协议超民事案件范围

    原告委托代理人称,董某向法律人士请教后发现,“借款”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存在争议。“协议书”签订的前提是认定了董某已经构成了侵占挪用罪,违背了刑诉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刑责和股权转让分属不同的法律范畴,两者不可混淆、不可交易,更不可以股权换“免刑”,“协议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原告方认为,追究刑事责任是公检法等国家法定机关行使的国家公权力,不受私人约定约束。各方于2014年4月24日签署的协议,违背了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无论董某是否构成犯罪,“放弃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协议不具法律效力。

    被告方代理人认为,“协议书”的性质,是在刑事诉讼进行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谅解。“协议书”的订立及履行,是为了最大程度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使犯罪嫌疑人能够得到从轻处罚,不属于非法目的,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协议书”非原告诉称的以股权换“免刑”。签订“协议书”是董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过各方签字盖章合法有效。

    被告方认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属于公诉案件,案件撤销与否由公安机关决定,而不是报案人。协议书只是约定,董某按照协议履行完毕后,被害人向公安机关申请撤销案件,没有与追究刑事的国家公权力行使相冲突。

    海拉尔区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协议书”为原被告之间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协议的内容和违约责任约定均超出了普通民事协议的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海拉尔区法院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诉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的规定,认为和解协议的内容除具有民事契约的一般属性外,还应当包括“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真诚悔罪”以及“被害人自愿和解,请求或者同意对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同时,法院认为,协议违约责任超出普通民事协议的责任范畴;协议的效力应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审查。

    7月22日,海拉尔区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二原告的起诉。(记者 张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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