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青年工作的实践举措及其重要启示
阮一帆 胡梦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在长期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近代中国社会，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建立发展爱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汇聚具有抗日救亡意愿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爱国青年群体作为近代以来新兴的、充满蓬勃朝气的社会群体，被中国共产党视作抗战的先锋力量而予以高度重视。为了使最广大的青年群体参与到这场伟大而艰巨的救亡运动中来，有效发挥这一群体在抗战中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和不断加强青年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组织发动青年，教育、训练、指导青年，从青年的需要出发，为青年谋利益，充分动员广大爱国青年加入抗战中来，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争取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有生力量。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1］（P71）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开展青年工作的成功实践，对新时代抓好党的青年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和加强青年工作的动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明确指出青年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肯定“青年工作是党的主要工作之一”［2］（P463），强调组织广大无组织青年始终是党的中心任务［2］（P484），将青年工作视作党的极其重要的、需要始终牢牢把握和持续开展的工作任务。围绕抗日救国目标，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青年工作，动员青年投入抗战，这既是由抗战的严峻形势所决定，也是发展党的革命事业的必然选择。同时，青年作为革命中坚力量，其在抗战进程中存在着诸多不足的现实状况，亦成为中共加强青年工作的重要动因。
（一）适应战时需要，建立统一战线
首先，青年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由抗战的严峻形势决定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加强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侵略和控制，直至七七事变的爆发，完全揭开了其企图灭亡和独占中国的野心。然而，面对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民族危机，中国国内却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境。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列强侵略和殖民，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国力衰微、敌强我弱的艰难境地；另一方面，在是否抗日、如何抗日问题上，中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尤其是国共两党存在着一系列原则性歧见——其中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3］（P388），给抗战带来不小阻碍。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亲日投降派打着“‘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2］（P420）等旗号行卖国之实。此外，在坚持抗战的各方势力之中也有着诸多分歧，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所说，能够促成中国抗日救国事业胜利的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2］（P422）。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开展全面抗战、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积极吸收中国社会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凝聚抗日共识，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青年作为近代从中国社会脱颖而出的新兴势力，也是在中国社会占据数量绝对优势的一个群体，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的对象。毛泽东1939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号召“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4］（P288），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青年工作奠定了目标基调。
（二）充实自身力量，扩大群众基础
青年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需要决定的。在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问题。尽管社会各阶级、各党派本着抗日救国共识，为民族共同利益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但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和摩擦纷争仍时有发生。这在国共两党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国民党在联共抗日的同时仍加紧开展反共活动；另一方面，两党之间还面临着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争夺问题。对于国民党来说，既想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又竭力维持其一党专政，力图通过完全掌握抗战领导权谋取统治利益。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方面从抗战全局出发扩大、巩固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也注意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持自身政治主张，积极与国民党争夺抗日的独立领导权。因此，不管是从推动团结抗战还是从党的原则立场来看，注重开展青年工作，积极争取青年群众对中共领导抗战的支持，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工作、发展革命事业的重要内容。
此外，对于尚处于成长和发展中且面临中外反动势力威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抗战过程中必然要不断扩大和巩固群众基础，充实和壮大自身力量，增强斗争实力。尤其是对全面抗战前夕经历过国民党五次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员数量、红军武装力量锐减，人员上的困难是极为严重的。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三万多人的军队”［5］（P366）。因此，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吸收新鲜血液，而开展青年工作，争取青年群体支持和加入，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壮大革命力量、扩大群众基础的一项重要任务，甚至成为党的主要工作之一。
（三） 发挥青年先锋作用，领导青年团结抗战
青年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由青年在抗战中的中坚作用决定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群体心怀爱国热情和崇高理想，也富于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近代以来的新式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一二九运动……，青年始终“站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头”［6］（P41），成为革命队伍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部分。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那些受压迫和剥削最严重的劳苦青年群众，更易加入革命队伍，迸发出强大抗争精神和革命力量。正是看到中国青年群体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对这一群体的联系和引导。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青年还是组织发动群众的重要力量，能够将党的抗日主张传递给广大群众，是党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助手，这从全面抗战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平青年学生发起并成功推动了全国范围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二九运动就可以窥其一斑。因此，不仅要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革命先锋作用，还要重视其在党和其他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一点，已然成为抗战时期的党内共识，也成为贯穿于党整个青年工作以及领导开展青年运动的重要工作准则。比如毛泽东就曾在《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青年运动的方向》《永久奋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多篇文章中高度肯定青年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并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中要密切联系青年群众，领导青年群众。而党中央有关青年工作、青年运动的一系列文件也指出，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是当时社会最进步、最激进的力量，要争取团结最广大的青年到党的周围，去领导更多的青年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指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反动势力压制之下没有自由，只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相结合，实现笔杆子和枪杆子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6］（P64）。要充分激发青年强大的抗战和反压迫力量，就要充分实现青年力量与党的武装力量的结合，这是党积极开展青年工作、努力实现青年团结在党周围的重要动因。
（四）应对青年斗争经验不足，推动青年运动统一发展
青年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由青年自身发展状况和青年运动组织开展状况决定的，这关系到青年是否能在抗战中发挥出应有作用。事实上，尽管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想成为革命的进步分子，但“缺乏经验”［6］（P55），尤其“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与斗争的经验”［7］（P362），这使得他们尚不能独立承担抗战任务，并且尤其容易在青年工作和抗战活动中产生思想偏差和错误倾向，如关门主义和先锋主义。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青年群体在革命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一部分青年尤其是城市知识青年，容易忽视工农群众的作用，发生脱离工农群众的危险。1941年《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曾指出，“尚有一部分人不认识农村与战争的特点，和工农群众结合得不密切，保存城市作风，浮在上面，表现苦闷与脱节”［2］（P548）。部分青年群体还存在缺乏抗日热情、革命觉悟不高的问题，尤其对于很多贫农青年而言，其受环境闭塞和教育缺失的影响，仍处于蒙昧状态，不仅缺乏参与抗日救国民族运动的革命觉悟和自觉意识，甚至在基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上也有所欠缺。加上受战争环境及地域分散的影响，青年之间很多时候难以取得及时和紧密联系，导致出现“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6］（P44）等弊端，使青年集体运动难以有效开展。
与此同时，在抗战时期，青年爱国运动很多时候还因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及其他反动势力的阻挠、压迫、打击和诱骗、控制而受到阻抑。1937年，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在给少年共产国际的信中，总结彼时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开展情况时写到，“又因为中国的特殊环境所产生的，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与非常复杂，各个地区极不一致，青年团体之种类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因此，使中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发展，亦受阻碍”［2］（P478）。对此，为了克服青年在抗战中暴露出来的不足，统一调动青年群体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起领导和团结青年的重任，不断丰富青年工作实践。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青年工作的基本举措
自抗战初期至全面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3］（P514）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共在这一时期的青年工作，就是围绕抗日救国这一中心任务来开展的。为了在抗战中充分发挥青年作用，党着眼于青年发展的特点，围绕加强青年武装、促进青年团结联合、提高青年政治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提升青年各项业务技能水平、改善青年生活状况等举措来具体开展青年工作。
（一）全面改造共青团，积极发展群众性抗日青年联合组织
全面改造共青团，积极发展群众性抗日青年联合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团结广大青年群众投身集体性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大工作举措。
红军长征之前，共青团的工作发展同党的革命事业发展同样陷入困境。当时共青团由追随王明的博古、凯丰等人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团的工作亦走上了左倾路线，并由此导致后来共青团工作尤其是国统区的共青团工作盛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甚至出现了“第二党作风”。尽管团中央也意识到“青年化、群众化”的重要性，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使其难以完成团结广大青年的任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抗日民主为目标的青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一二九运动和抗战初期，积极团结各界青年，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以及掀起全民族抗战高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其他抗日救亡青年团体也充分发挥青年主动性，积极同各界救国团体一道开展各种公开半公开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这促使中共党、团领导人思考改造共青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瓦窑堡会议期间，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青团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中声明，“愿意把我们的组织开放起来，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8］（P179），提出要改变其狭隘的组织形式，以团结各界抗日青年群众，适应革命新形势的发展。
事实上，自共产国际七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建立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改造共青团、发展群众性青年组织的会议精神传达到国内以后，团中央及一些地方团组织就开始了改造共青团的试验，比如东北地区就有抗日联军及各地区的共青团组织相继改为青年抗日救国会、青年队等抗日救亡青年团体。到1936年9月30日，随着青年共产国际致电党团中央，作出中国青年团要建立“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的青年团”［9］（P135）的指示，共青团的全面改造计划也就提上了日程。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改造共青团的目标任务，共青团的全面改造工作也由此正式展开，主要举措包括“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去建立包括不仅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2］（P441-442）、“在青年群众各种需要与要求的基础上，创立各种各样的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与军事的青年群众组织”［2］（P442）、“在一切青年组织内必须组织共产党支部或党团”且“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2］（P442）、坚持党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2］（P442-443）、“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2］（P443），等等，在团的性质、建立抗日青年群众组织、坚持党的领导与青年组织独立性的统一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共青团的全面改造事实上使其摆脱了狭隘、孤立的状态，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2］（P441），一大批抗日青年组织在各地团组织改造过程中发展起来，如前文述及的民先队、由共青团发展而来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八路军中的青年队、各抗日根据地根据指示建立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其组织规模迅速发展扩大。这些群众性抗日青年组织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以“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2］（P519）的工作方针，开展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沦陷区团结进步青年，秘密开展各种形式打击日伪、抗日斗争工作，为打开抗日局面、扩大抗日力量、推动抗战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积极发展青年教育，培养训练抗日青年干部和人才
青年是革命的先锋力量，但因年纪轻、斗争经验少，又因众多劳苦青年群众缺乏教育机会而文盲人数较多，很多时候难以适应抗战环境和应战需要。到全面抗战时期，随着战事日益激烈，后备力量亟待增加，而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又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也迫切要求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实践本领。因此，为了解决青年识字问题，提高青年文化水平，并帮助他们了解和掌握革命形势，提高政治认识以及军事战略素养和技术水平，同时巩固发展已经组建起来的青年组织，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开展青年教育工作，培养训练青年干部及各方面人才。
早在全面抗战前夕，党中央就在《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中，明确了苏区与红军中的青年团“必须把教育、训练青年成为自己的基本任务”［2］（P442），要求其要公开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具体环境的认识来教育青年群众”［2］（P442），并提出了要培养大批能够担负青年运动各方面工作的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全面抗战时期，党中央在《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加强青年文化政治教育是战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并在之后的文件中，不断强调消灭文盲、普及教育、提高青年文化素养和政治军事素养的青年工作任务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十分注重发展各根据地的学校教育，帮助和指导各类学校开展教学、训练活动，同时积极开设冬学、青年夜校、半日班、识字组、扫盲组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教育，帮助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青少年及广大群众识字读书，提高其文化水平，其间还辅之以政治教育，以提高青年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及其自觉加入抗战行列的积极性。此外，党中央还联同各根据地的青救会组织先后创办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青年学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华北联合大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青年干部训练班以及专门学校，通过开设专门课、文化课、政治课来发展战区根据地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政策，培养了大批青年领导干部以及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军事、自然科学、文艺、医学、师范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比如抗大在抗战期间就培养了十几万优秀的革命干部和人才［10］（P26），为党及其军队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外，党中央还十分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将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一方面，这是由于根据地物质条件匮乏，加之有志青年纷纷前往边区，因而需要充分动员青年参与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另一方面，是出于在生产劳动中加强对青年的教育的需要，培养青年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念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定坚持抗战的信念和使命感，同时促使其了解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拉近其与工农群众的距离，促进实现青年的革命化与群众化。
对于青年参与生产劳动，毛泽东在1939年《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延安的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参加生产劳动，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和发展方向。后来，他又在1943年《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号召广大师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为了实现教育与劳动的结合，一方面，根据地的部分学校将劳动作为重要课程而专门开设，并要求各门课程紧密结合劳动材料；另一方面，一些学校则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实际生产建设。比如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抗大积极动员并领导三期的广大师生，开辟窑洞建校舍，成功解决近二千人的住宿问题，缓解了办学困难；抗大第四期学员继续传承和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开荒种菜、蓄养家畜等生产劳动；抗战末期，延安大学还重新制定教育方案，明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学校新教育方针之一，要求教员、职员和学员均需参加经常性的生产劳动；等等。在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广大师生共同解决了办学的物质困难问题，加强了彼此间的团结，也解决了知识青年的劳动化、群众化问题，克服了青年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错误倾向，使青年的思想意识和劳动技能在生产劳动中得到了实际教育和锻炼，推动了青年的健康全面发展。
（三）着力推进报刊和文艺宣传工作，加强对青年的抗战动员
创立和发行革命报刊，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向广大青年群众传播抗日主张、宣传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战动员以及服务于青年抗日救国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立初期就十分注重革命刊物在青年运动中的重要作用。1923年10月颁布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就明确了部分青年刊物的重要功能和工作属性，比如：明确《新青年》季刊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2］（P19），《青年工人》月刊为“青年工人运动的机关”［2］（P19），《中国青年》周刊为“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2］（P19），《团镌》为“团内问题及发表正式文件（议决案及报告）之机关”［2］（P19）等等，注重发挥不同刊物的不同功能。
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推动创办了《解放》周刊、《群众》周刊、《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共产党人》《中国工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一系列革命刊物。一方面，党注重创办、出版这些革命刊物旨在启发青年及其他群体的革命觉悟，动员组织包括青年在内的各人民群体团结一致、投身抗战；另一方面，也是用于向抗日青年及其他抗日群体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党的政策主张，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引领、正确政治观培育以及抗战工作指导，同时报道革命形势发展和抗战发展动态，传达青年及其他人民群体心声。除了加强战区宣传及大后方宣传外，党也十分重视加强国际宣传，一方面对外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重要性和积极性，密切与国际反侵略力量的联系。同时，真实呈现党的形象、传达党的声音；另一方面对内传达国际形势发展动态，加强国内民众对外的了解。比如中央青委就曾在1939年《关于根据地纪念国际青年节给北方局的指示》中通知“各地各部队有计划的切实搜集青年英勇抗战、投军及各种活动的史料照片纪念物，加强国际及大后方宣传”［2］（P495）；并在《关于大后方纪念国际青年节的指示》中提出，要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各青年刊物上开展“写纪念文章，扩大宣传如介绍少共国际，庆祝墨西哥青统胜利等”［2］（P497）的群众工作任务；党还在《群众》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上设立国际栏目，或介绍国际工人动态，或探讨国际青年工作问题，或介绍国外军事理论和技术，等等。这些战时革命刊物作为党的革命号角和喉舌，是党在抗战时期宣传抗战、传播理论、传达党声、表达民意的重要舆论平台。
除了发挥宣传作用以外，部分刊物也成为青年的学习刊物，比如《中国青年》就作为“青年干部在理论、策略、工作、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学习刊物”［2］（P529），中央青委还在抗战时期有计划地编辑各类小册子，如马恩列斯与青年、中国青运史等，丰富青年宣传和学习资料。
除报刊宣传外，中共中央和中央青委还十分重视文娱活动及文艺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早在1937年《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中，刘少奇就明确表示，青年中的文化、娱乐、教育和体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广泛组织青年，就必须在青年中有系统地经常地来进行这些工作和组织［2］（P448）。1941年，总政治部、中央文委针对部队文艺工作明确指出，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部队文艺工作是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解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密切部队与群众军民联系及对外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11］（P835），充分肯定文艺工作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基于对文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青年工作组织在抗战期间，以爱国主义和抗日救国为鲜明主题，以强烈的战斗性为显著特点，积极面向青年和广大群众、机关和部队开展文艺宣传工作，包括积极组织青年剧团、文工队、宣传队等，到各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和抗战教育演出；通过画板报壁报、歌咏、秧歌、游戏、竞赛、读书会等活动，在改善青年文娱生活的同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加强对青年的抗战宣传与教育，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此外，中央还积极发动群众性文学运动，如街头诗运动等，响应工农兵服务、为抗战和政治运动服务等等。彼时中央青委还特别在1939年7月给少共国际的信中表示，希望其能寄送几架电影机并反映苏联青年生活的影片，明确表示各地放映苏联影片对青年影响很大；后其又在1940年3月《关于儿童工作的决定》中提出，青委应多编写以当时当地的抗战时事及动员号召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物、民谣，以普遍传播。为了配合抗战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展，中央还十分重视文艺干部的培养，前述的鲁迅艺术学院，还有华北联合大学的文艺学院等就被称为“制造各种文艺工作者的工厂”。此外，中央还在办好党报党刊的同时，积极主办抗战文艺刊物，比如前述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还有延安最早的文学刊物《文艺突击》、萧三主编的《大众文艺》、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等等。
此外，在青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从青年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谋求改善青年生活、提高青年社会地位、争取青年民主权利、解决青年切身问题。比如前述党团组织积极开展的青年教育活动和文娱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改善和丰富青年生活；各根据地的青救会曾带领会员参加减租减息运动，为广大贫苦农村青年在经济上争取了实际利益；在争取青年民主权利上，中央青委曾于1940年3月致电各局各省委，明确要求要“力争青年民主权利”，敦促国民政府“减低参政年龄，重选国民大会代表，结束一党专政，尽可能组织青年宪政促进会研究会，扩大民主运动”［2］（P513）；青联还切实开展工作帮助青年解决影响其生存的土地和生产生活问题、影响其地位和话语权提升的家庭问题、被封建包办婚姻束缚的婚姻问题，等等。正如中央青委在给少共国际的信中提及华北青年运动时所说，“着重于关心青年生活，解决青年的痛苦，为青年谋利益”［2］（P480）是做好青年组织工作的中心一环。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重要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青年工作，在团结教育青年、组织发动青年、提升青年革命觉悟和战斗力并发展壮大党的革命力量、扩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等方面卓有成效，对争取抗战胜利乃至战后全国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党的青年工作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对于党在新时代如何更好适应世情、国情、党情以及“青情”变化，更好激发广大青年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先锋和生力军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必须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着力增强团组织工作效能
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这是抗战时期党开展青年工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在有关青年工作的文件中多次强调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的必须性、必要性、必然性，认为这是保证青年群众在抗战中“走上正确的道路”［6］（P63）、充分发扬其积极性和战斗力、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并在抗战实践中组织成立并积极发挥中央青委及各级青委领导机关的作用，切实形成了党对各青年团体及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此基础上，又充分发挥民先队、青救会等群众性青年团体组织的作用，将广大青年群众团结在党及其领导的抗日运动周围。党在抗战时期青年工作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工作主线、有效开展青年工作的能力。新时代继续坚持党管青年基本经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12］、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正如《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所说，“矢志不渝跟党走是中国青年百年奋斗的最宝贵经验”［13］（P3）。
抗战时期，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还充分发挥了共青团和各青年团体组织在抗战青年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改造共青团提升团的组织效能和引领力，极大地激发了团组织的活力。对于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来说，发挥好青年组织作用尤其是共青团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仍然十分重要。这也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各级党组织要“支持共青团按照群团工作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14］。
当前，由于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趋势更加明显，个性化需求更加凸显，共青团的服务工作实际上难以对青年差异化需求进行全覆盖有效对接。一方面，这与共青团自身拥有的有限资源难以满足青年愈加旺盛和繁复的需求有关；另一方面，共青团对于社会资源的集聚、整合能力的局限及其扁平化的资源运行机制和辐射机制，也制约了其服务青年水平的提升。对此，共青团提升服务青年效能的关键在于要积极拓宽多元化、市场化获取资源的渠道，同时提升其盘活多方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源的能力，尤其要充分挖掘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具有高度灵活性、可塑性、影响日趋广泛的青年社会组织这一丰富资源，做好青年社会组织的方向导引、组织培育、项目孵化、资源对接、能力发展方面的工作，引领和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在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工作中有效发挥其力量，为共青团青年工作注入活力。当然，服务青年重在青年主体，不管是青年对于服务内容的选择、对于服务过程的参与、对于服务效果的监督评价，共青团都要倾听青年心声，予青年以尊重和大力支持，在共同的行动追求中加强与青年联系，促进青年对党团工作的自觉追随。
（二）必须统筹推进青年人才培养，充分发挥青年有生力量
近代以来，青年作为中国社会的一股生力军，一直保持积极活跃、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6］（P55），富有激情和创造性，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史，对青年作用的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尤其在抗战时期，党充分意识到青年身上蕴藏的革命潜力，积极开展青年动员与教育培训工作，提高青年革命和抗日觉悟，做好各类青年人才培育工作，充分发挥了青年在抗战中的战斗力与先锋作用。
对于当代党的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新的青年一代仍然富有生机与活力，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15］，这个群体在始终未改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追求”之下［13］（P2），呈现出思想开放、善于学习、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状态与特质，兼有理想与热忱、能力与担当，是担当起民族复兴重任的生力军、主力军和先锋力量。因此，围绕新时代推动国家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这一重要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充分认识和突出强调青年的主体性及其可塑性，努力推动青年成长发展，帮助和引导青年激发潜能，以充分发挥青年有生力量，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这是当前党团青年工作开展的聚焦点和发力点。
教育始终是实现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和关键环节。由于不同青年群体各具特性和不同发展轨迹，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好青年人才分类培养教育工作，通过完善高校青年人才培养发展机制、支持现代青年职业教育体系发展、健全军事院校青年人才培养机制、深化青年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加强青年成人教育工作开展尤其是底层青年的教育培训工作等，优化青年人才培养教育布局，打破青年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壁垒和身份桎梏，统筹壮大各类青年人才队伍，为中国梦的努力实现开创青年皆可培养成才的生动局面。同时，在创新作为新时代国家发展关键要素的今天，尤其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重点加强高素质、高技能创新型青年人才培养，这是当前“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16］（P5）。
当然，做好青年人才培育工作还需要为青年的成长成才构筑广阔的试错、发展空间，强化实践育人，这不仅是青年学习适应和融入社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需要，也是调动青年的积极主动性，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必要举措。因此，要充分发挥党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机构的支持和引导作用，积极开展各项青年计划和青年人才工程，搭建青年发展必要的良好平台，提供青年锻炼的实践机会，拓宽青年社会参与的有效渠道，同时健全青年人才发展支持服务机制尤其是容错纠错机制，做好团结、引领、管理以及各类支持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爱才惜才用才容才氛围，“给予青年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17］
（三）必须以青年为中心，为青年生存发展纾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青年工作时，除积极推动青年承担起抗战救国的一般任务外，还明确和强调了青年“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6］（P29）的特殊任务。对此，党和各青年组织密切关注青年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积极开展包括改良教育与促进学习、推动青年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权建设、领导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提供青年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内容，指导和帮助青年解决切身问题，改善青年生活条件，为青年争取和谋求各项利益。
对于当代党的青年工作来说，在努力凝聚青年力量、推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同时，积极关注、切实回应青年的利益关切和发展诉求，为青年的生存发展纾困，以实现国家整体利益与青年具体利益的有机统一，为青年实现个人梦与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当然，相较于抗战时期青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形成的代际特征，新时代的青年群体经历时代发展的巨变，其生存和发展环境变得更加开放和复杂多元，尤其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时代特点影响下，青年的需求呈现明显的个性化、多样化及分众化趋势。与此同时，青年也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现实生活压力甚至生存发展难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及各青年组织在开展各项青年工作时，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不同青年群体和个体的身心发展特点、思想发展动态及其差异化表现，关注不同青年群体及个体关心的热点话题、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影响其生存发展的痛点问题，知悉青年群体和个体的根本性、普遍性利益诉求和特殊利益关切，实实在在、有的放矢、差而有序地解决青年面对的社会适应与心理调适、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婚恋交友与养老育儿、就业创业与社会保障、社会流动与职业晋升等“急难愁盼”突出问题，基于对青年迫切诉求和正当需求的积极响应和有效供给，基于对青年在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获得感、成就感、认可感、归属感等获取方面的特殊需要的尊重、回应和满足，为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成长成才、高扬理想、奋勇前进、充分发挥其活力和创造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社会对青年更友好”的有力举措来推动实现“青年在社会中更有为”的良性互动结果。
（四）必须建好网络舆论阵地，加强青年价值引领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一系列革命斗争过程中始终把争夺好、建设好和把控好宣传和舆论阵地作为重要任务，力图使其成为争取和动员群众、教育和引导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为了形成统一抗战、抵御外侮的强大力量，同时在同日寇及一切反共势力的思想舆论斗争中占据优势，把握话语主动权，党十分注重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特别是面向青年创办了大量的报纸杂志等通讯、宣传和理论性刊物，同时着力推进文艺宣传工作，不断发挥党的舆论思想阵地对青年的精神动员和思想引领作用。
新时代的青年工作立足新的历史方位，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同样承担着导引青年方向、引领青年思想、凝聚青年心力、强化青年与党联结的重要工作任务，因此仍然需要紧抓宣传舆论阵地建设，有力发挥宣传舆论工作凸显政治引领、加强思想和目标指引、反映青年工作动态的“风向标”作用，发挥其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阐释党的创新理论、解读党团青年政策、反映青年工作实践成果的“扬声器”作用，发挥其凝聚青年共识、整合青年力量、提振青年精神的“发动机”作用，同时将其建设成为反映青年呼声和青年思想动态的“晴雨表”，及时把握青年动态、研判青年工作重点。这也是应对当前世情青情变化和多元浪潮冲击的必然之举。
不同于抗战时期传统媒体作为主体宣传媒介的传播格局和传播生态，当前党团宣传舆论工作面临的环境、借助的载体、开展的形式以及工作对象的特点都有了深刻变化，尤其是网络已经成为当代青年获取信息、交际聚集、表达诉求的一线窗口和新活动场域。对此，开展面向青年的宣传舆论工作，就要紧扣当前的新媒体发展趋势，积极拓展党团组织青年工作网络阵地，以共青团为主导，不仅在各网络发声平台构建团属宣传互动频道，更要积极联合广大主流媒体、自媒体，扩大网络宣传与互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充分利用社会化网络，形成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合力。同时，紧扣青年群体变化，在内容建设和形式呈现上，抓住青年接受特点，贴近青年兴趣特点，适应青年话语体系，以青年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内容设计和多样化表现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活动开展，增强对青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外，面对当前多元社会思潮的涌入以及网络时代下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青年的未知影响，尤其要在党的领导下完善舆论引导和监督机制并有效发挥其作用，规范媒体宣传和新闻传播秩序，努力打造积极活跃、健康正面的信息传播和舆论生态，充分发扬舆论环境的积极影响，抑制和减少其消极影响。
总之，面对新时代的中心任务，青年作为奋斗者、开拓者的角色不可缺位。要一如抗战时期党对青年的重视、信任，把青年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做好感召青年、引领青年、培养青年、服务青年的各项工作，为党的事业发展和民族复兴大计提供坚实的力量支撑。
（阮一帆，历史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梦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