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
刘曙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中国自主的核心要义是摆脱学徒状态，不再依赖外来的思想、理论和言说方式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是要发展出自己的研究范式、知识体系、个性特色、核心竞争力，而不是满足于做西方学术的搬运工或传声筒，要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中华民族要把从西方学到的东西发扬光大、把自己传统的东西推陈出新，进入学术上的综合创新、自我创造，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源于中国实际的原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回馈世界、回馈人类文明。同时，也应认识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长期性、过程性、艰巨性，必须遵循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急不得也等不得，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必须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七年多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如何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某些学科、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层次，在体现民族性、时代性、专业性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已有研究成果还谈不上“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还没达到系统性、整体性要求，在体现继承性、原创性、系统性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三大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仍然任重道远。当然，这也是符合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
笔者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包含彼此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建构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或者说，建构的紧迫性、必要性、重要性，即历史自觉的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由谁来建构，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任务、担当，即建构的主体自觉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如何来建构，即方法论的自觉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系统工程。笔者曾就这些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本文拟继续探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至少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方法论自觉。
一、在反思现有知识体系基础上重建国际学术秩序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破”与“立”的统一，是自觉、自信、自强的体现，首要的是对现有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期刊体系、知识体系等进行梳理、反思和批判（“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学术秩序的重建（“立”）。
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的思想和理论，那它就不可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就会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早在2004年，高清海先生就指出：“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当然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都是围绕着国外的理论进行的，从国外学者那里输入问题，引进概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注释他们的思想、解释他们的著作、转介他们的观点，几乎忘记了我们自己，忘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无从谈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主要是在学习、借鉴西方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并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消化、吸收、重构进而本土化。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对以往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要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消化、扬弃、重建、本土化和中国化，通过否定之否定，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新范式、新体系。
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学术的深远影响，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范式固化、“学院化”，注重形式，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缺乏创新性，缺乏思想深度和现实观照。这就需要对现有的知识体系和评价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特别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
（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传统是什么？T.S.艾略特认为，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现在与过去的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现在认识过去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所达到的程度是过去认识它自己时所不能比拟的”。正因为现在与过去的区别，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对话、交流、交融、冲突，那么，现代人需要以自我为主体重新评估过去的价值。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毛泽东特别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早在1940年他就曾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反对割断历史和传统是毛泽东的一贯立场，他认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谈得上自主知识，才谈得上自主知识体系，才谈得上文化主体性，才谈得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特别强调文化的传承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论断，指出新的征程上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他又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他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他认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先生的这句座右铭也应该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座右铭。如果说“旧邦”是指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则“新命”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阐旧邦以辅新命”，适用于各个学科。各个学科都要带着时代问题和时代眼光来重读中华经典，并对中华经典进行时代诠释和再造。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时代视野和世界视野，对既有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做不间断地反思和批判。
（二）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融合创新，回馈世界
“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吸取马克思主义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就像食物需要经过肠胃的消化，使之本土化。一方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立场、方法、世界观、价值观，居于灵魂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要接上中国古典哲学，作为来源之一，才会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要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化）的关系。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民族研究的大体上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研究，既有共同话题（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又各有个性和特色（地区差异、意识形态差异）。有些学科，不能再像改革开放初期，满足于介绍或评述西方的理论而丝毫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只是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是要在反思、批判和借鉴的基础上体现原创性、本土性、时代性、实践性。习近平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要做语言、思维、方法、范式等方面的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必然要走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之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论、方案、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价值，通过东学西渐回馈世界，展示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二、在交锋、交流、交融中确立文化主体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交锋、交流、交融，在借鉴、批判、扬弃的基础上，打造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学术体系和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交流互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往往因交流互鉴而绽放异彩。世界各国往往是通过交流互鉴而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成就、消除误解、求同存异、和衷共济，晚清官员陈宝琛曾赠送给燕京学社一副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百年学术史就是关注中国现实与关注世界、关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就是通过自我反思、自我革命、自我解放、自我创新来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历史。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不仅仅关注中国，而且关注俄国革命，关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李大钊认为必须关注中国现实，“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形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中华文明从来就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革故鼎新的，李大钊主张“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这里的“我”体现了中华文明建设的主体性、主动性，体现出中华文明兼具继承性与超越性、内生性与借鉴性、全球性与民族性。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同样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为大背景，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要将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三者的关系，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置于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然要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交锋、交流、交融。在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话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分析、有批判、有扬弃。对错误的思想、思潮，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做到有理、有节。当然，“在人类多元文化共存的实践中，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国族和不同语言的文化创造之间，在相互了解、认知与获得价值取向认同之间，还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
长期以来，我们虽然也谈跨文化交流，但是，对中国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远远没有进行充分的跨文化的传播和诠释。而且，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错位：世界所认识的更多地是中国的古代，而中国所吸收的更多地是西方的现代。有的学者把中西文化的差别归于文化类型的差别，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古代的农业文化而西方文化属于近代的工业文化。中国文化的魅力难道只是“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的产物吗？显然不是。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他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生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把具有独特优势和独特魅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中国故事，讲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意蕴来，阐释其对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价值。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一方面，要在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另一方面，要用本土文化消化、吸收、改造、发展外来文化，使中国本土文化加入到外来文化之中，使外来文化更加适应中国的社会生活，推进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使之发展为一种崭新的中国化的文化，通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来回馈、回报整个人类文明世界。因此，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要积极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要面向世界、以兼济天下的宽广胸怀，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用中国智慧解答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人类向何处去”，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支撑，从而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将全球性发展问题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结合，提出展现中国方案、具有世界价值的话语议题设置。议题设置，可以激发话语主体的精神自觉和理论自觉，而且可以引导受众去思考和研究。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性，就可以掌握话语阐释的评判权和裁量权。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利益”，就是一些具有引领性的新概念，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理念相融通。如同习近平指出的，“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创新突破，在逐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对中国实践具有解释力和穿透力的知识、思想和理论。这种自主知识体系，立足中国实践、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聚焦时代变革、满足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因此，既要在发展中的实践中建构自主知识和理论，又要用自主知识、理论来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思想、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语言、话语则是思想、理论的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范式重构与术语革命。毛泽东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强调：“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和创新，需要不断地用实践和理论来检验。“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实践检验。评判中国式现代化，应以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作为最终标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理论指导、理论创新、理论检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不管它多么漂亮，都会失去分量，不会为人所承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仅有赖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着力点、着重点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有的学者把学术创新及其话语表达概括为四种类型：（１）中国概念—中国事实，即用中国文化、中国概念来概括、反映中国的社会事实。如，熟人社会。（２）通融概念—中国事实，即以中国事实为基础，融通中西文化－结构相通之处，形成自己的概念。如，差序格局。（３）拓展概念—中国事实，将国际学术界已有的概念、理论做拓展，来对照、解释中国的实际，做出新的概括，并进行国际交流。（４）外来概念—中国资料，用国外理论、概念解释中国事实和经验，或用中国事实、资料来验证外来理论。这四种类型可以看作是从完全中国的、经中西交叉的再到依附西方的连续统，而中西交叉的新研究更容易获得话语权。当然，除了这四种概括，还可以有中国概念—国际事务（全球问题、外国事实。如，人类生命安全共同体，在破解全球性疾病问题中阐释中国抗疫道路），但关键是学术的创新。要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告诉世界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用中国故事来传播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理念、中国方略。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成为国际共识。
当然，理论创新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有过程性思维。学术史表明，即使是一个新概念，也有一个提出、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四、以问题为导向，在回答“四个之问”中建构中国创新理论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以深入研究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和回答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己任。
当前学术研究呈现两个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分化更细、更专，使学科更加独立化、成熟化、体系化、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分工的多样性要求。另一方面是越来越综合，越来越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实行跨学科合作攻关。在一定程度上，学科细分阻碍了学术的创新和进步，阻碍了对事物本质丰富性的揭示。因此，以问题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科细分的缺陷。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专业化、学科化，还应是专题化、以问题为导向，即以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以新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的问题为导向，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学术专题一般是从“问题意识”出发的，总是和重大课题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跨学科、有系统、较全面的研究。它既体现某一学科链的必要延伸，又体现多个学科生长点的有效聚合。专题研究，既要注重研究历史和现状，又要注重研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注重共时态的横向的比较，又要注重历时态的历史挖掘；既要注重学术理论性，又要注重时代感和现实性。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以崭新的研究方法、范式取代旧的研究方法、范式，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从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践证明，“第二个结合”，对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赋予马克思主义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守正创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更要有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关心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这样，才能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才能把中国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才能用中国话语左右乃至主导世界性问题，才能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世界格局，从而引领新型国际秩序，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略，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总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有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建构自主知识，进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战略，“都是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出发，经过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深入思考提出来的，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五、在学科自觉中建构自主知识和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是要解决自主知识有无、多寡和如何生成的问题。学科或专业的划分具有相对的意义，每一学科或专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自主知识的生成无疑要依赖于每一学科的自觉和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不是对原有知识体系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另搞一套、无中生有，而是要推陈出新、返本开新、正本清源、综合创新、守正创新、辩证扬弃，自主知识既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创新，更是需要长期探索、久久为功。
（一）在学科自觉中建构自主知识
新文科背景下，要打破学科壁垒，实现构建学科体系的自觉。在学科自觉、自信的基础上“接着讲”，循序渐进地消化、吸收、扬弃、重构学科体系。新文科背景下，需要培养学科交融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学科带头人，了解国际国内学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才谈得上创新发展，建构自主知识和自主知识体系。
用以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检验、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得以不断发展的，是众多的学科理论，或者说是多学科、多层次、多类型的理论群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座雄伟大厦的构建，可以按照学科分解为若干有机的组成部分。
每一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对其历史传统的熟悉，离不开对其研究对象的反思，离不开对各种文化资源的融通、互鉴。因此，一方面，每一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学科自觉，即有“自知之明”，知晓自己学科的诞生、形成、发展的历史，了解自己学科发展的缺陷和不足，知晓自己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这样，才能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返本开新；另一方面，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取用时代材料以研求问题”并建构自己学科体系的自信和勇气，只有详尽地占有材料，了解本学科在国际国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发展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从而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先生都曾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体系为例，来谈学科体系的建构方法。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其实质是一样的。冯友兰称之为“阐旧邦以辅新命”或“照着讲”“接着讲”，张岱年称之为“综合创新”，汤一介沿用了冯友兰的名称“接着讲”。汤一介先生指出：“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可能有多个‘接着讲’的方向，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接着讲’的路径：一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二是接着西方现代哲学讲；三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所谓“接着讲”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讨论和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所谓“接着讲”西方哲学，就是要把某些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问题引入并用来丰富西方哲学，逐渐形成中国化的若干西方哲学派别；所谓“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要把中国哲学思想加入和融化于其中，使之中国化、本土化，使之具有中国哲学的因素，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才有生命力，才能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合理、有序的发展做出贡献，才能使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
这就需要适应新文科的发展需要，构建哲学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西、马等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者之间，相互分享文献、引用成果、交流互鉴、合作共赢，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走出各自的密闭仓，在基础概念、核心概念、延申概念等概念体系方面融合创新，最终构建哲学学科的自主知识和自主知识体系。
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此，其他学科体系的建构也大抵如此，大体上遵循同样的方法和规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综合创新。概言之，“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二）在科技与人文的汇融交叉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必然包含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这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密切配合、相互结合，科学才能全面发展进步”。自然科学构成社会文明的骨骼，而哲学社会科学构成为社会文明的血肉。自然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和思想来源，而哲学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
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是协同发展、相互影响的，要么相互促进，要么相互阻碍。张世英先生就指出，中国人的“通变”思想或者说“天人合一”，缺乏主客二分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原则，从而也缺乏科学精神，不利于科学发展，导致科学赶不上西方。而与中国不发达的科学水准、较原始的思维方式以及长期封建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中国的文化在不少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表现为科技与人文的统一，体现出科学性、交叉性、协同性。2001年8月7日，江泽民在北戴河同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就提出“四个同样重要”的论断：“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引，科技的发展是极其危险。元宇宙、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量子计算……既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如，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就给世界带来了恐慌。当今世界，自然科学奔向哲学社会科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文社科数智化是学术界发展的重要新方向。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要共商共建多学科多领域合作交流、新思想新方法融合交汇、协同创新的平台。就像培根所说，要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以便在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筑“人的王国”。
学术期刊应以自身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在自身周围凝聚来自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专家队伍，通过有组织的科研和选题策划，来有效引领学术创新。例如，北京大学成立了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人文社科数智化研究基地，其作用就在于：有效承担起推动有组织科研责任，搭建多领域、多学科交流平台，畅通文理专家通力合作渠道，推进学科建设和学科融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社会关切的重要问题，努力实现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六、在媒体融合中建构中国特色期刊体系和自主知识资源平台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与学术期刊高效联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体系；大型数据库也要与学术期刊密切合作，构建中国自主知识资源平台。习近平指出，三大体系建设离不开学术期刊，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
（一）在转型升级中建构中国特色期刊体系
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在凝心聚力、培根铸魂方面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升学术期刊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
从百年学术史、百年期刊史，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和办刊者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以及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担当意识。学术及学术期刊是反映时代的“镜子”，是每一时代的“资料库”“思想库”“智库”；学术及学术期刊也就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民族、国家的现实与理想的集中反映。
新时代，学术及学术期刊的使命、职责，就是坚守初心、繁荣学术、引领创新。聚焦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选题策划和学术引领，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特别是要准确、全面阐释和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觉服务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自觉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服务时代、国家、社会、人民；发挥智库作用，提供决策咨询；搭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架设各种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积极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风采，提高中国期刊的国际话语权、突显国际影响力；为凝心聚力、培根铸魂、砥砺前行发挥应有作用。
具体来说，新时代新征程，学术期刊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通过更名改版、创办新刊，调整结构，提高质量，走特色化、差异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建构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期刊体系；2.通过开设专题专栏，进行有组织的科研，引领创新，自觉服务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3.通过主题宣传，自觉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服务时代、国家、社会、人民；4.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通过学术讲政治，发挥智库作用，提供决策咨询；5.处理好学术与评价的关系，传承冷门绝学；6.搭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架设各种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积极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风采。
（二）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资源平台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激活文化资源，萃取并关联中华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激发全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并将其转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数字化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与高科技、大数据密切相关。知识资源平台（文献数据库）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论文选题、搜集资料与检索、核校参考文献、甄别学术不端、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等都越来越离不开知识资源平台。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更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当前，知识资源平台建设既有商业模式也有公益模式，各高校、各研究机构的数据库也是各自为政、自建自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建设、难以整合、没有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等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更需要把零散的数据关联起来、把数据同实体关联起来、把数据同资产和创新关联起来，从而获得关于中国知识资源的整体性的认识，并确保文化数据的安全。作为作者和期刊，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文字著作权；另一方面，要利用平台为自己服务，将平台为我所用，用于科研各方面，包括扩大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七、在优化学术生态中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和学术中国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体来说，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症状是：研究成果数量虽多，但是有分量的成果少，有数量缺质量；科研人员急功近利，追求论文数量而不重视质量，难以潜心学问，著作等“身”者不少而等“心”者不多；学术界缺乏自律，学术不端现象时有发生；学术氛围差，流于形式，学术交流缺乏深度和广度；科研管理体制行政化；各种评价体系过度量化，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有的学术评价甚至盲目追求西方的标准，看不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西差别。
（一）优化学术生态，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
“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学术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否则，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它与改革完善现行高校运行机制及科研管理与评价体制、教师职称评定与考核体制、学术期刊的评价体制密切相关。
首先，是科研管理与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学术发展的指挥棒，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学术管理的缺位、越位、错位现象严重，要积极探索和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协调的科研管理体制。“这种新体制，应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优秀成果、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改进和多学科协同攻关及新研究领域开辟；有利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相互协调和共同推进；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推广和社科研究资金筹集。”要加快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评价标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避免要别人的尺度来裁量自己。其次，加强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当前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制，以及各高校、科研机构对获取现实利益的诸多规定与条件，在客观上使得作者不是为了学术而写作，而是有意无意地推动他们为了功利、为了迎合评价体系、为了追求评价指标，为了学术的物化价值而写作。再次，是期刊编辑的引领创新。学术期刊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期刊和期刊编辑责任重大。要通过有组织的科研、选题策划来引领创新。最后，是整个社会学术生态的改善与优化。“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民主、团结和相互探讨的良好氛围。”学术共同体功能的回归，关键在于制度的创新，在于整个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学术功能的回归，在于整个社会学术空气的净化。
营造惠风和畅、天朗气清的学术生态，加强学术主体自律，建立科学、合理、公正的科研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与学术生态的良性互动，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力保障。
（二）分工协作，构建真正的学术中国共同体
各种各样的共同体，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方式。离开了共同体，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就谈不上人的发展，也谈不上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这里的生产，应该是包括精神生产。在共同体中，大家资源共享、信息开放、友好交流、互帮互助，既分工协作，又互相取长补短，因此，共同体是伟大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学术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规范而构成的群体。“学术”是学术共同体的灵魂，是最高的奋斗目标，并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一些最基本的带有信仰和价值观色彩的共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项长期而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学术期刊为中心，建构学术中国共同体。
目前，中国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学术自由、学术敬畏、学术制度、学术尊重等，由重利轻义而导致了学术的商业化、行政化、市场化、职业化、“关系”化、空洞化和狭隘的学科化，进而也导致真正的学术共同体的缺乏。与真正的共同体相对应的，就是“虚假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在真正的中国学术共同体的条件下，每个人、每个单位在这种联合中互帮互助、分工协作，能够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而虚假的共同体则是为了“利”而不是为了“义”的狭隘的人群结合体，即是利益共同体，这是我们应予以坚决抵制的。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包括管理部门、学术界、学术期刊、评价机构、二次文献机构、知识资源平台（数据库）、行业组织、学术团体等在内的科研工作者共同的事业。我们需要建构真正的学术中国共同体，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切磋、相互砥砺、共建共享，以深切的家国情怀和高度的学术创新精神，精诚团结、携手合作，肝胆相照，为文化强国作出各自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