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识字教育的重要意义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中的文化实践，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长征途中的识字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坚持开展文化普及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文化实践。在冒着枪林弹雨走过雪山草地的间隙，红军战士创造了天地为纸、万物为笔的流动课堂这种独特的战时教育形态。这一教育实践是对中央苏区时期教育政策的延续与创新，它提升了红军战士的文化素养、强化了政治认识和作战能力，并为后来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长征初期，像红一团这样的主力部队，部分连队全连识字的战士仅有寥寥数人，甚至一些高级指挥员写战斗报告都十分困难，因而识字教育从红一团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军。长征途中的教育工作参与者主要由各级指挥员、红军中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骨干及进步战士组成。指战员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与教学，并与军事斗争及日常管理结合起来，形成了官教兵、兵教官的良好局面。知识分子和文化骨干是识字教育的基础力量，他们承担着教书识字、教材编写、思想传播与人才培养等多重任务，还要启蒙官兵的文化认知，增强他们的组织纪律性，提高其政治思想觉悟。进步战士作为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教育者，积极帮助基础薄弱的战士学习文化知识。这些战士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形成了不同的学习小组。此外，长征队伍中约有2000名女战士，她们在识字教育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些曾长期从事苏区妇女教育工作的女干部，将教学经验带入队伍。有些干部还采用情境教学法，将行军途中的具体事件或日常用品等编成识字素材逐句施教。女战士在自身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以极大的耐心承担起对“红小鬼”和伤病员的文化启蒙工作，充分体现了革命女性坚韧、细致以及在特殊环境下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

此外，红军还时常向俘虏发放识字课本和宣传品，他们由此开始识字并转化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在彝族、藏族聚居区，红军官兵利用有限的双语词汇结合图画进行教学，这些早期尝试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识字教育的对象包括全体指战员、普通战士、伤病员，以及随军家属、沿途群众和可能争取的同盟者。教育者针对受教者的文化基础与身份差异，实行分层次、分编组教学，以提升识字教育的实际成效。对于战士及群众，实施嵌入式扫盲教育，采用口语化教学、实物化认知及反复巩固方式，使其快速掌握基础知识，甩掉“睁眼瞎”的帽子；对于基层骨干、后勤人员等，教授军事命令、纪律条文、后勤保障术语、地图识别、文书撰写、账目登记等内容，使其在掌握履行职责任务所需知识的同时，提高政治觉悟，增强革命意志。

在艰苦卓绝的行军途中，红军指战员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法。一是“行军识字法”。1935年2月，红军指战员创造并推广了“看后背识字法”。把废旧白布片、木板或桦树皮等制成识字牌，插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后面的战士一边行军一边识字。每个人都要求先从自己的姓名认起，再到认识党制定的口号、纪律等，要求每人每天认5—10个字。此外，还利用沿途宣传标语进行识字。除了背包，战士们身上的挎包也成了教学工具。部队中文化程度稍高的同志，将自己及战友挎包外侧用毛笔写上常用字，行军途中相互请教，共同进步。同期红军教育工作者发明了斗笠识字法，让斗笠成为行动的识字板。红军指战员让先头部队把标语的字体写大些，以便于战士学习。这种边走边学、边走边记的教育法将识字与行军紧密结合起来，让战士们做到行走识字两不误，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周恩来认为此法甚善，赞赏其既可行军打仗，又能学习，战斗不忘学习，是个好办法。二是宿营教学法。到达宿营地后，文化教员就把战士们集中起来，以大地为识字板，树枝、手指、石头等为笔，利用行军间隙完成教育任务。早在中央苏区时期，《红星》报就设有“列宁室”等固定栏目，承担马列主义普及与政治教育等功能。长征途中，这份报纸继续出版，承担政治教育、识字教育、文化扫盲、政策宣传及群众动员等多种功能，成为此后指导官兵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的主要载体之一。三是趣味学习法。顺口溜、快板诗、歌曲、舞蹈等文艺活动都是红军官兵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石头当笔用，每天学习二三字，一年学会八九百，学好文化好当家”便是当时红军战士寓教于乐的真实写照。四是实践学习法。教育者将识字、军事训练、思想教育与作战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让战士在承担宣传标语书写、情报传递等工作的同时，在实践中巩固识字成果，提高文化水平，增强革命热情，坚定革命信念。这种取材于行军实践的教学方式，提升了官兵的文化素质，使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在政治水平与军事技能上有所提高。

在教学内容的编选上，贯彻了学战结合与政治教育相统一的原则。一是基础识字内容，以常用字及简单字为主。在红军战士使用的各类识字教材中，如当时流传的《红军识字课本》（共49课），“一二三四五”“春夏秋冬”等皆是入门内容。行军途中，还要教授他们认识地名、人名，以便战士们快速识别行军路线。例如，四渡赤水时，战士的背包上便出现“渡”“赤水”“运动战”等词汇；途经彝族区时，则出现“民族团结”“借道”等字眼。红军战士在实战情境中识字，印象较深，过目难忘。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红军识字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中国工农红军誓词》第一条即庄严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在沿途做好宣传工作，广泛开展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标语口号。例如，“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等。这些标语口号增强了战士们的阶级情感，提高了战斗士气。长征途中，红军领导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通过向红军战士讲解马列著作及分享阅读心得等形式，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三是军事内容。面对敌人围追堵截、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文化教员把识字教育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教授红军战士军事术语与战争词语，以便快速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及作战能力。“学刺枪，学劈刀，学瞄准，学打手榴弹”等军事技能教育贯穿始终。识字教育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根据作战需要和部队建设实际开展教育工作的鲜明特点。在军事技能与战术词汇教学的同时，教育者还十分注重红军战士军事纪律与命令理解执行等能力的培养，通过教授《中国工农红军誓词》等具体内容，增强战士的纪律意识，提高他们对军队纪律的理解、服从及执行能力。“听党话、跟党走”这种在长征途中形成的识字教育传统，此后在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为提高军民文化水平、开展政治动员和凝聚革命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征途中的识字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加强红军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历史实践。在异常艰苦的行军作战条件下，红军因时因地开展文化学习，使许多原本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战士逐步掌握了基本的读写知识，能够阅读文件、识读标语、书写书信和记录行军作战事项。正是得益于“看后背识字法”的灵活教学方式，以及“学战结合”的内容编排，识字教育才能在血与火的征途中持续开展，并最终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锻造成为既有文化、又有信仰、更有纪律的人民军队。识字教育既提高了红军指战员履行作战和工作任务的能力，也增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凝聚力，为克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取得最终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者：姜英哲，系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