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幹的识贤用贤之道

刘余莉 刘震寰

徐幹，字伟长，东汉末期北海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以诗文、辞赋、政论著称于时，但大多散佚。其唯一存世的专著《中论》集中展示了他的思想主张。《中论》载：“执政聪明睿哲，则其事举；其事举，则百僚莫不任其职；百僚莫不任其职，则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则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明理智慧的执政大臣是政治清明的根本，领导者须重贤而用之。

察人之法

大臣是治邦重器，必须谨慎审察。徐幹认为，众人赞誉虽能使人君注意到潜在贤臣，却不宜仅凭众誉就进行任用，必须考察其是否名实相符。贤君知道众人赞誉有对有错，因此选拔时既凭众誉，尤须亲察。徐幹认为，时代变迁，正道不彰而邪说四溢，臣下诈伪而百姓迷惑，因此，人君应该避免专任众誉，以己察、以事考，验其名实而后用之。

察人还须重视校验。“盖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无也，舍易而求难也。身之与家，我之有也，治之诚易，而不肯为也；人之与国，我所无也，治之诚难，而愿之也。虽曰：‘吾有术，吾有术。’谁信之欤？”徐幹从儒家修齐治平的修养路径出发，提出审察条件，即修身齐家做不好，便难承担治国重任。任人应重视校验实效，即使说辞再妙，只要毫无效验，就不能被选拔。

得人之方

徐幹认为，获得贤良人才，一方面需要完善选拔机制，确保人才不被埋没；另一方面需要人君提高修养，感召贤臣衷心辅佐。

《中论》记载了先王取士的选拔机制。第一，从基层选拔人才并逐级上报：“凡民之有德行道艺者，比以告闾，闾以告族，族以告党，党以告州，州以告乡……”同时以“蔽贤有罚”的制度防止有贤不举，保障“民不得有遗善”的效果。第二，通过乡老、乡大夫及群吏献贤：“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而兴贤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随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轻任重。”这套先王选才机制兼具深度与广度。既从民众中广泛选拔贤良人才，确保人才基数，又通过定期考察、共同举荐，从现有行政官员中选拔出经过政绩验证、具备真才实干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埋没真人才的风险。以德行道艺取士，也能够激发民众自我提升的意愿。

选拔机制虽能选拔德才兼备之人，却难以获得堪当股肱的大贤。真正的大贤德行深厚，行事谦逊低调，不刻意彰显自身。他们外表恭顺，不与世俗争辩，不矜名，不辞谤，不求誉，外表与常人无异，普通人很难发现其德行与才能。

在徐幹看来，欲得大贤，非有修德明君不能成。原因有二：其一是唯明君能识大贤；其二是明君修养自身，大贤自然归附。

唯明君能识大贤。徐幹以周文王为例。当时姜太公年老贫贱，文王通过交谈，认为“其言诚当乎贤君之心，其术诚合乎致平之道”，以其独见之明，当即命为帝王之佐，载归以为太师。

君主只有修养自身成为明君，才能发现并吸引大贤辅佐。徐幹指出，人君若能从提升道德做起，“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僻，狱无放残，仁爱普殷，惠泽流播”，大贤对人君则“仰之如天地，爱之如亲戚，乐之如埙篪，歆之如兰芳”，自然乐于归附。因此唯有修德明君方能识贤得贤。

用贤之要

得贤不用则有亡国之危。《中论》云：“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亡国的真正原因在于人君忽视身边善于治理的贤臣和先王法度，使之形同虚设，导致其效用无法真正发挥。

徐幹根据史实，提出“苟不用贤，虽有无益”的论断。大贤的作用是提供治国之策。若不用其谋略，身边大贤再多也无济于事。有大贤则必待用之而后兴治。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大治，周武王有十位治乱贤臣而四海顺服，因此大贤在用不在多。

人君应避免囚贤。王莽为了招贤的虚名，对贤人“胁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贤者恐惧，莫敢不至”。此举看似招贤，实则囚贤。囚人并非戴着桎梏、关进监狱才算，限制、束缚，使他无比忧愁亦是。如果朝臣进不得陈述谋略，退不得保全自身，爵禄便成了囚人的桎梏。单授爵禄却不重用，为博声名又禁其离开，小人虽乐意，贤人却以此为辱。因此，徐幹认为，“故明王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苟得其躯而不论其心也，斯与笼鸟槛兽无以异也”。得贤关键在得其心，要得而用之。否则看似得贤，实则囚贤，只会使大贤与人君结成怨仇，无益于治国理政。

总之，徐幹的用人主张贯通识贤、招贤与用贤。人君应校验名实，选拔贤才；修养自身，以德召贤；既得大贤，更须待之以礼，善用其道，方能助益国家政治清明，长治久安。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